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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文軍:抗擊非典“主力軍” 20年未遇過糾紛
發布時間:2015-10-09

(文/吳進 陳思敏)

姓名:高文軍

年齡:45歲

籍貫:河南

標簽:我校1987級學生,廣東省中山市第二人民醫院主任醫師,中山最權威的感染性疾病專家之一,抗擊“非典”、“甲流”的主力軍,從事感染性疾病防治工作20年。他還是學者型醫生,主持的《中山市新型肝炎病毒SEN -V的研究》課題獲廣東省醫學科學基金資助,是中山市肝病防治的重要科研成果。

日前,廣東省中山市衛生局官網公布了2012年度中山市衛生系統修身行動代表人物公示名單,中山市第二人民醫院主任醫師高文軍名列其中。他是中山最權威的感染性疾病專家之一,是抗擊非典甲流的主力軍。從事感染性疾病防治工作20年,院方稱其從不收紅包,醫德醫風受人贊揚。

 

 

談職業:感染病醫生從被輕視到獲重視

1987年,農村里缺醫少藥的現狀給高文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,他產生治病救人的想法。當年,高文軍考進河南省新鄉醫學院,醫學成為他的第一志愿。

畢業后,高文軍留在新鄉醫學院附屬醫院,被安排到傳染科,自此開始了他在傳染科領域的鉆研道路。

工作6年之后,高文軍又考取了中山醫學院(現中山大學)傳染病專業研究生,師從于中山大學第三醫院肝病醫院院長博士生導師高志良教授。畢業之后,他到了中山市人民醫院感染科工作。

一開始踏入感染科領域時,高文軍就后悔了。在那個時代,感染科在醫院里是弱勢科室,社會上也存在許多誤解:你們做傳染科的,會不會傳染啊?在社會交往時,他總覺得自己似乎矮人一頭。但隨著時間流逝,從一次次抗擊像非典甲流那樣的疫情中,從一位位獲得救治痊愈的病人中,他感受到了作為感染科醫生的成就感。

高文軍說,他能明顯感到,經過非典之后,國家對于感染病的重視、資源投入程度明顯提高,感染病醫生的地位也有了大大提升。

談艾滋:做患者無話不談的朋友

經過20年的從業生涯,高文軍接觸過的艾滋病患者成百上千。在談起這個被外界當成洪水猛獸般可怕的疾病面前,高文軍非常平靜坦然,這種坦然來自于他對這一疾病的深刻了解,也來自于藝高人膽大。有些醫生在與艾滋病患者握手時會戴上手套,而高文軍幾乎不這樣,這是為了讓患者不要有顧慮,以更加信任自己。

把高文軍當成知心朋友的病患不在少數,而高文軍也對他們懷著理解同情之心,當他們是朋友。有艾滋病患者因救治無效而去世了,高文軍很是難過。

作為中山肝病方面的權威專家,高文軍也治好了許許多多肝病患者,獲得過幾十面錦旗。一位港口鎮50多歲的阿姨,6年前患了肝硬化腹水,肚子脹得很大,不能吃飯喝水,非常痛苦。這一病癥如得不到良好的治療會有生命危險。在高文軍6年時間的悉心治療和陪伴下,她的肚子慢慢恢復正常,肝得到了軟化,腹水也消除了,如今已經能較為正常地飲食生活。

高文軍說,6年時間,一天天地看到病人在擺脫病魔,得到好轉,他感到由衷的快樂和強烈的存在價值。

談糾紛:醫療糾紛多是因為溝通不暢

日前,一名區姓男子攜4把刀具在深圳鵬程醫院耳鼻喉科砍傷4名醫護人員及保安,給醫患關系再次蒙上陰影。

對此,高文軍表示,包括這個事件在內的醫療糾紛、矛盾中,十個有九個是因為溝通不夠所造成的。

高文軍20年從業經歷中,從未遇過醫療糾紛。要全方位將事實介紹給病人,讓他明白疾病發生的原理,病癥會如何發展,風險在哪里,可以用哪些藥物,每一種不同藥物的利弊都告訴他,讓他自己根據實際情況來做出選擇。正因為細致到每一處,每次接待一個新的病人,高文軍至少要花上20分鐘時間。對高文軍來說,每次看病的過程,就是他對患者進行疾病知識教育的過程,同時也是獲得患者理解,避免醫療糾紛的過程。

曾有一個30多歲的湖南女子,因患感染敗血病,早上發病,到古鎮醫院治療,癥狀十分嚴重,于是轉到市第二人民醫院。搶救了十幾個小時后,晚上就去世了。其六七名家屬就圍在醫院,情緒十分激動,說要去古鎮醫院大鬧。在家人看來,該女子一直身體健康,這死亡顯得毫無預兆。

高文軍就與女子的主治醫生等多名醫生,從入院開始就對其家人進行解釋,讓其做好心理準備。患者死亡之后,又進行反復的耐心的溝通,表明醫院已的確盡到責任,是病情導致了死亡。最終,患者家屬的情緒平息下來,避免了醫療糾紛的發生。

談非典:淡定治好SARS病人

2002年年底,突如其來的SARS在全國肆虐。恐慌的氣氛在中山蔓延,板藍根被一搶而光,人人自危,但是在一線抗擊SARS、直面病魔的高文軍,卻表示當時自己很淡定。

這淡定來自于對醫院防治能力的信任,同時也來自于身邊未有醫護人員被感染的安心。非典期間,他所提出的小劑量激素控制發熱中毒、緩解病情的效果不錯,后來獲得廣泛推廣。

據《華南預防醫學》統計,20021226日至2003119日,中山市共發生SARS病例29例,死亡1例,SARS在中山市的流行僅持續24天,之后再無新發病例發生。這在全國都是少有的,而市人民醫院做到無一名醫護人員被傳染,也是了不起的一件事。而其中,醫院的有效隔離、治療措施功不可沒。市人民醫院通風的隔離方式后來得到了全國推廣。

高文軍回憶,當時該醫院共接收了8名確診病人,除了一位傳染性很強的病人,其余病人都在他們團隊的努力下痊愈了。

2003年初,廣州等地的醫務人員被感染病毒甚至犧牲的噩耗接連不斷,遠在河南老家的父母、親人也十分擔心高文軍的安危,頻頻給他打電話。但高文軍表示,社會上的恐慌并未影響到他,他與身為護士的妻子都很淡定。而這種淡定來自于多年直面病患的沉著冷靜,同時,因為我們的防護措施都做得很好,沒有一個醫護人員被感染,所以我們也不是很擔心。

非典時期,當高文軍夫妻都要值班時,6歲的孩子只好帶到醫院。一天深夜,一名非典重癥女患者被轉到醫院感染科。在高文軍和另一位醫生郭煒搶救病人之時,孩子正在醫生值班室里大聲哭喊爸爸。孩子的哭聲時不時傳到高文軍的耳里,可他卻無暇顧及。他說:搶救病人要緊,當時真的顧不上太多。

對話:有些紅包拒絕不了

記者:你是否覺得醫患關系近二十年變得越來越差?

高文軍:不是,我覺得正變得越來越好。以送紅包為例,以前送紅包的人很多,其實反映的是醫患之間的不信任。不信任才會送紅包。而現在,送紅包和收紅包的人都在變得越來越少,其實就表明,我們的互信正越來越多地建立起來。

其實,當前社會緊張的醫患關系,更多是媒體的渲染。你看看大醫院,每天接待成千上萬的病人,百分之九十九以上都是井然有序,醫患都是和諧相處的,沒什么事。但是媒體總是報道那些百分之一以內的醫患糾紛、醫患矛盾,渲染醫患緊張的氛圍,制造社會的互不信任。可是那只是醫患關系中非常小的一部分。整體上還是好的。

記者:院方資料里說,你堅決不收紅包。收紅包在很多地方是個潛規則,有些醫生收得坦然,你為什么會拒絕?

高文軍:送紅包有兩種情況,一種是有求于醫生,希望他給自己更好的治療,另一種是感謝醫生,因為他治好了自己的病。前者我堅決不收,因為這樣醫患關系就變得不單純了,我感覺就被人收買了,我不喜歡這種感覺,我喜歡干干凈凈地做事。如果我當面回絕不了,就會交到他的住院費里,間接還給他。而后者,我也是盡量婉拒。有些拒絕不了,會接受,因為病人是單純地表示感謝,不接受顯得不近人情。

(編輯 王 歡)